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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依然会被启用。我们认为2019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指向三个方面的结构调整。第一，继续置换式降准。置换式降准不仅能够下调银行负债成本，且有助于平缓外汇占款收缩情况下央行主动宽货币与银行惰性宽信用之间的矛盾。第二，结构性引导信贷。竞争中性原则下倾向于民企和中小企业部门的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力度急速。第三，旨在防范债务风险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2019年上半年随着宏观景气度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违约压力仍大，政策预计将有针对性举措，目的是稳定中小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

2.2． 投资活动现金流的相关风险因素投资活动的盲目扩大会导致现金流缺口扩大，在经营能力未随投资扩产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公司会愈加依赖外部融资，从而带来相应的信用风险。CFI（投资活动现金流）的相关风险主要有扩张激进、多元化、涉外并购、关联方资金占用等。

来源：钱江晚报责任编辑：祝加贝托马斯·弗里德曼：美国政府应研究任正非的提议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日接受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邀请，到公司深圳总部对他进行采访。弗里德曼在之后发表于《纽约时报》的题为《华为拥有帮助结束其与特朗普的战争的计划》的文章中介绍了这次采访的内容：

相比之下，日本股市今年的表现则要逊色很多。日经225指数昨日上涨0.19%，报21802.59点。截至昨日收盘，其年内涨幅仅为9%。对于港股今年的显著走强，在内地市场流动性充裕环境下，北水南下功不可没。广发证券分析师廖凌此前曾提到，一方面，内地庞大的存量财富缺乏海外配置渠道，“北水”通过香港市场配置全球资产的趋势未变；另一方面，年初以来大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金充裕，同时紧信用和去杠杆的担忧大为缓解，促使驱使部分资金倾向于“南下”配置港股。

既然杠杆问题内生于国有部门信用过度扩张带来的二元结构失衡，去杠杆指向抑制国有部门信用过度扩张。然而不同的抑制方法，带来的效果不尽相同。所谓“破”，即政策直接限制国有部门过度信用扩张，民营部门也因而受损。行政限产能以及金融去杠杆，前者直接限制中上游过剩产能行业的国有投资，后者约束地方融资平台表外融资。这两种方法直接限制国有部门加杠杆，符合去杠杆方向。然而未触及信用刚兑、行业垄断等二元结构失衡的病灶，民营部门也将承担去杠杆成本。所以行政限产能过程中中下游民营企业利润受到挤压，表外影子银行调控中民营部门融资受到约束。若海外需求扩张，民营企业集中的出口经济部门回暖，民营企业信用受抑可被盈利改善的缓冲，否则同时面临盈利下行叠加去杠杆负面影响，民营企业经营压力或有加大。这也是为什么去杠杆切换到稳杠杆阶段，“竞争中性”原则被不断强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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